证明标准不仅为证明责任设定了尺度，同时也是事实认定的高度。
以2001年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为标志，我国宪法学界在此问题上逐渐形成法院中心主义和人大中心主义的理论对峙。[9]参见李蕊佚：《对话式司法审查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实践及其前景》，《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
[41]在我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原法律委员会发展而来，不仅继承了后者主要的工作任务即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还承担了许多新工作，包括推进合宪性审查、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42]一元化的审查机制固然可以有效维护中央立法的权威，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能否充分考虑到各地方的治理需求，却是不无疑问的。问题在于，进入20世纪后，国王彻底成为虚位元首，上议院不再具有实质表决权，下议院控制了整个议会，传统模式难以继续保证议会立法的充分理性。对于政府和议会而言，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已经从政治或道德义务上升为一种法律责任。围绕这些法律规范而形成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大致包括以下五个层次。
考察党和国家的相关文献表述可以发现，合宪性审查带有较为明显的义务面向。从语词的含义看，权力是指一种能够领导和支配他人看法的力量。例如在徐大江诉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等有奖销售纠纷案中，被告的行为既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
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和谐共鸣，也才有情感的优雅合宜而言。[51]参见杜颖：《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知识产权恶意投诉及其应对》，《知识产权》2017年第9期，第39页。[29]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156号民事判决书。[15]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963号民事判决书。
(二)压迫型或者强迫型交易行为 压迫型商业行为或者强迫型交易行为之所以是不正当的，是因为它过分强化竞争关系，而损害了双方之间本质上的合作要求。例如欧盟针对数据库有专有权保护的要求，[30]而我国对数据库没有专有权利来保护，需要依赖《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
过度包装的商品本身并没有直接提高商品的效用，却提高了商品的交易成本，浪费了大量资源，而对消费者没有实质性贡献，却损害了正当竞争秩序，因此本质上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去身份化和非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即陌生人组成的文明社会。[27]奥地利《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都有相关的禁止性规定。在立法过程中相关多方都认为很难将网络技术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穷尽列举，而必须有开放的兜底条款
又如，在杨昭与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荣治安行政处罚行政纠纷一案[52]中，法院曾通过援用宪法，根据宪法的精神处理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甚至根据比例原则的精神较为充分地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其论证的过程也颇值得细细品味。[35]可参见章剑生：《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层级监督行为的可诉性——崔永超诉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评析》，《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2期。[52]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2016）陕0402行初14号。无论是杜强强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实证研究，[6]还是陈道英关于我国民事判决中宪法言论自由条款解释的研究，[7]都不再受限于宪法这一检索关键词，而是专注于某一项宪法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展开。
在这一方面，行政法学界有着相对成熟的学术积累与范例，譬如于立深教授就曾根据《人民法院案例选》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披露的348个案例对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违反行政程序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理方式进行了细致的经验研究，[34]章剑生教授更是充分发掘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既注重个案分析，也注重对多个典型案例的梳理总结，以描绘中国行政法学的脸谱。如在吉林科龙优质种（肉）牛繁育有限公司诉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杨家岗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38]法院在说理时多次提及宪法，而被有些学者视为对宪法条文所作最为详细的解释[39]。
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祛魅的任务。[5]参见税兵：《宪法规范何以进人民事裁判：1995—2015》，《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对相关司法实践的细心梳理固不可少，耐心的等待与对制度完善的信心也同样重要。[50] 第二，在个案观察中慢慢积累宪法解释的可能性。二、法院援用宪法的返魅与祛魅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用宪法，作为一种现象经历了从赋魅到祛魅的过程。三、法院援用宪法行为的理性定位与缺陷 从当下的制度运行实践出发，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4]相关梳理，参见余军等：《中国宪法司法适用之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页。在研究素材权威性不足、丰富程度欠缺、知识含量碎片化的情况下，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如何证成自身的价值，定位未来的使命？这一问题需要慎重回答。
个别看似需要援用宪法才能解决的纠纷，也可以通过提高法律适用技术、严格适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即便在个别的案件中，法院尽力克服当时的立法缺陷，如强调人身自由作为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判决撤销了公安机关的劳动教养决定，[32]也并不属于宪法救济的范畴，而恰恰是法院坚持严格依法审判的体现。
[53]虽然之前并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请求的实例，但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的案例确存在。比如，援用宪法的法院的地域分布对于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是否有意义？统计相关法院的地域分布除了描述现实之外，对于观察宪法实施状况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是否有所帮助？[42]在样本数量比例极低的情况下，过分追求精确的统计结果是否对描述现实有意义？正如政治学界有学者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数字的依赖时指出的那样：数学化的政治学已经研究偏离了政治学的初衷，降低了研究的思想含量。
[31]参见陕西海澜印务有限公司等非法经营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3刑初459号。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已经初步完成了祛魅的使命，它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这些知识的碎片在未来能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怎样的图景，永远是未知的。[26]但有学者指出类似案件本应启动破产程序，而破产程序启动后，相关的案件其实就是普通的法律案件，没有必要从宪法中导出生存权的概念，当下法官的整体素质还难以保证其正确理解宪法的价值与理念。关键词: 法院援用 宪法 经验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底，齐玉苓案批复被最高人民法院悄然停止适用。[14]王禹编著：《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序言第7页。
首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明确对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予以规范，即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四、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短板与价值 （一）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的短板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的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已经初步完成了法院援用宪法的祛魅，相关的经验研究从不同角度，或者从同一角度多次证明了相同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法院援用宪法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但在完成表面化、形式性的描述之后，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之上，还能够体现出怎样的价值？这需要我们首先正视目前实践中法院援用宪法存在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素材与研究方法雷同。
[57]参见田纪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2期。尽管这一描述面临着重复工作的问题，但只要有新的实践，只要这种宪法现象还存在，这种描述就需要进行下去，法院如何援用宪法的问题也就一直有回答的价值。
[23]有学者认为只有消极的合宪性控制（包括法院对违反上位法的法律规范不予适用）和积极的立法实施才是我国宪法的法律实施机制的组成部分，参见李林、翟国强：《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8页。在目前法院援用宪法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相关经验研究对于数据的依赖性是不大的，过度强调数据统计，反而会影响研究的针对性与可信性。
首先，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裁判文书公开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56]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第124—130页。相关研究的案例素材数量，从数十个扩展到数百，[18]且有证据证明每年都有数十件新案例出现，[19]这也就意味着法院援用宪法不再是难得一见的孤例，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至少，经验研究可以印证当下和未来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
譬如，虽然四川乌木案以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终结了司法解决的途径，但与四川乌木案案情类似的屈保龙与南昌市林业局处罚上诉案[51]中，法院明确援用《宪法》第9条作为说理和裁判依据，详细论证阴沉木（乌木）属于国家所有，确实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宪法应用实例。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与法院主导合宪性审查的可行性探讨也实现了彻底脱钩。
[57] 五、结语 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经验研究能带来某种可能性，从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实践当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新方法。[46]谭兰莉与曹彩红、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道祁家湾中学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一审：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502号。
参见刘松山：《宪法监督与司法改革》，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30页。而目前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却缺乏这种权威性：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在技术上的示范意义并不强烈，即便是早年间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由于立法的完善，相关案例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司法实践而言也已经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
